而且，私塾与文化学校之间的相似，在博斯维克（Borthwick）对中国早期近代学校的动人描写中显得清清楚楚：“然而，在新学校施以一律、强制和严格的地区，私塾却是任意的、不固定的、非正规的、自发的。那些把新式学校区别为另一事物而不同于外部世界的界线，在私塾中是没有的。一个私塾从未在设计一幢楼来住的意识上有它自己的前提：这会需要一个管理结构和收入，是它所服务的一个小村社难以胜任的……教师的角色绝不比他所住的房间更为固定……上学者易于辍学，但也易召回。而且也没有固定的入学年龄：一个10岁的刚启蒙孩子可以和一个4岁的早慧孩子诵读同样的课文。”[54]
这一切以及博斯维克在同一章里所描写的更多东西，可以在原则上若不是在精确的细节上，用来描写平民文化运动的学校。[55]陶把自己比作武训——一个文盲而却在19世纪曾为穷人办了大量学校的倡导者，这同50年代早期反武训运动时他在人民共和国失宠不无关系。[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