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伍子胥》中冯至所虚构的这些“琐事”，正来源于中国的现实。现实在作家的笔下变形，渗入对古代故事的重写之中；于是，重写的小说也就成为对中国现实的讽喻。
以上两位评论者都注意到《伍子胥》的文字之美，称它是晶莹透亮的长诗，称它是“炉火纯青”的“人的高歌”。唐湜也特别感触于《伍子胥》的诗意，把它比作“完熟而透明的诗的果子”。不过，他却认为作品的形式与复仇的主题不协调：“那一夜白了头的故事该是杜斯也耶夫斯基式的杰作，在这里却给诗人的梦似的抒写冲淡了”，“我始终觉得这样的复仇主题不应该写在这么平坦的平原似的流利的散文里，而应该写在连峦一样严峻的，或海洋一样深沉有力的史诗样的小说里”。[13]
唐湜对《伍子胥》的不满涉及对重写的不同理解。在中国历史与传说中，伍子胥故事的核心就是复仇。那么，唐湜就要求冯至的重写要把重心放在复仇主题上。但是正如冯至自我表白的，《伍子胥》是现代的奥德赛，逃亡与决断才是小说的核心主题。冯至改写了历史悠久的故事，赋予了它新的意味。这样的重写，一样是成功的。并且，《伍子胥》中依旧保留了前文本的复仇主题。在小说里，避世的轻逸而高洁的隐士生活与入世的沉重而污浊的复仇重担，一直是伍子胥需要二选一的选项。不过，这样严峻的抉择，冯至主要通过里尔克式的一个个场景中的静观、体验与沉思来实现，而没有通过冲突的戏剧矛盾来完成。这样的决断，带着冯至在战争中的个体体验，而远离了《史记》《吴越春秋》等前文本。但是，伍子胥在轻与重之间的断念与选择，对逍遥的离弃与对承担的认可，却实现了对前文本的重新阐释，于是小说与前文本之间有了直接的对话。